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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词佐酒话重阳

归档日期:05-15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茱萸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  作者:徐佳(专栏作家,著有散文集《苏东坡的山药粥》、长篇小说《烟柳倾尘——柳如是》)

  “岁往月来,忽复九月九日。九为阳数,而日月并应,俗嘉其名,以为宜于长久。”重阳节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祈求长寿的节日。呼朋引伴,登高望远,赏花饮酒,吟词作赋——佳节又重阳,感谢宋人,在小词里面坦诚记录下自己的重阳节,让我们得以重温天水一朝的诗意生活与重阳味道。

  “江涵秋影雁初飞,与客携壶上翠微。尘世难逢开口笑,菊花须插满头归。但将酩酊酬佳节,不用登临恨落晖。古往今来只如此,牛山何必独沾衣?”此诗是晚唐诗人杜牧的《九日齐山登高》,写于大唐会昌五年(845)的重阳节。那一天,杜牧尚在池州刺史任上,诗人张祜来拜访,二人是同病相怜——都是党争牵连、怀才不遇的迁客。杜牧曾是牛僧孺掌书记,一度擢升监察御史,后却屡屡外放;张祜也是失意之人,其三百首诗作曾获皇帝御览,却不得一官,只好以处士自况,流落淮南。杜牧对其一见如故,曾写诗赠他:“何人得似张公子,千首诗轻万户侯!”

  两个流落他乡的诗人,在重阳节相聚,在江边痛饮,登高望远,菊花满头,相逢一笑——从诗意来看,这笑容应是借酒浇愁的苦笑吧?

  待到重阳佳节,宋人更是簪菊成风,如范成大“看了十分秋月,重阳更插黄花”(《朝中措》)。周密在《武林旧事》中回忆南宋宫中在重阳节的前一天,就要提前准备一万株菊花,以备重阳簪花之用,“禁中例于八日作重九排当,于庆端殿分列万菊,灿然眩眼,且点菊灯,略如元夕。”临安的重阳节,百姓们也会头戴菊花,畅饮新酿美酒。

  苏词中值得一提的还有“牛山沾衣”的典故。《韩诗外传》记曰:“齐景公游于牛山之上,而北望齐,曰:‘美哉国乎!郁郁泰山。使古无死者,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?’俯而泣沾襟。”

  魏晋时代人们对于生命长短的体悟开始深切,一方面追求生命的长度,即使是嵇康这样的高士,也“又闻道士遗言,饵术黄精,令人久寿,意甚信之”(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);另一方面又恐惧于生命的无常,如石崇在《金谷诗序》中所悲叹:“感性命之不永,惧凋落之无期。”嵇、石二人虽人生道路迥然不同,其命运却皆未得善终。

  相比而言,出身贵公子的曹丕曾在重阳节送给书法家钟繇几束菊花,并写下《九日与钟繇书》,开头便解释了重阳寓意:“岁往月来,忽复九月九日。九为阳数,而日月并应,俗嘉其名,以为宜于长久。”从中可知,由于“九”与“久”的谐音,九月九日被视为一个“宜于长久”的吉利日子,在这一天饮用菊花酒可以延年益寿。即使是曹丕也未能免俗,赠友菊花作重阳下酒之用,“谨奉一束,以助彭祖之术”。

  所谓菊花酒,并非简单拿菊花泡酒,据北魏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所载“以九月九日日未出前,收水九斗,浸曲九斗”可知,在重阳节黎明时分,人们便采摘含苞待放的菊花,掺杂在黍米中浸曲酿制,直到次年重阳“瓮满好熟,然后押出,香美势力,倍胜常酒”,才能酿成真正的重阳菊花酒。一年的春夏秋冬、悲欢离合都浓缩在菊花酒中。

  秦观在文学史上的形象颇显羸弱,“雾失楼台,月迷津渡”(《踏莎行》),疑似潦倒迷茫的文艺青年。其实不然,秦观自言:“往吾少时,如杜牧之强志盛气,好大而见奇,读兵家书,乃与意合。谓功誉可立致,而天下无难事。顾今二虏有可胜之势,愿效至计以行天诛。回幽夏之故墟,吊晋唐之遗人。流声无穷,为计不朽。岂不伟哉!于是字以太虚,以导吾志。”(陈师道《秦少游字序》)可见,秦观的平生之志是要平定辽国、西夏,恢复汉唐旧疆。他并非大言谈兵,而是和他的老师苏东坡一样,写了很多有见地的策论。

  这首《汉宫春》是陆游的真情流露之作,在万人如海的闹市,独自欹帽垂鞭,流涕尊前。放翁自己交待此词写于“初自南郑来成都作”,那就是孝宗乾道九年(1173),他已是知天命之年,刚刚从陕西南郑前线调回成都,担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。这是个有衔无事的官职,“冷官无一事,日日得闲游”(《登塔》),陆游“上马击狂胡,下马草军书”的戎马生涯自此终结,五十岁的他从此自号“放翁”。

  此外,陆游词中的“欹帽垂鞭”似乎也是大有深意。“欹帽”即歪戴帽子,暗合“参军落帽”的典故。《晋书·孟嘉传》载:“(孟嘉)后为征西桓温参军,温甚重之,九月九日,温宴龙山,僚佐毕集。时佐吏并着戎服,有风至,吹嘉帽堕地,嘉不之觉。温使左右勿言,欲观其举止。嘉良久如厕,温令取还之。命孙盛作文嘲嘉,著嘉坐处。嘉还见,即答之,其文甚美,四座连叹。”在南朝的某个重阳节,征西将军桓温宴请幕府中人,大家都身着正装,头戴官帽,突然一阵风吹来,刮跑了参军孟嘉的帽子,这在当时算是失仪,然而孟嘉很淡定地去上厕所。桓温让座上一位名士当场挥笔写文嘲笑他,还将文章置其座位之上,结果孟嘉回座后从容挥毫作答,文采风流,举座叹服。

  旧日重阳日。叹满城、阑风去雨,寂寥萧瑟。造物翻腾新机杼,不踏诗人陈迹。都扫荡、一天云物。挟客凭高西风外,暮鸢飞、不尽秋空碧。真意思,浩无极。糕诗酒帽茱萸席。算今朝、无谁不饮,有谁真得。子美不生渊明老,千载寥寥佳客。无限事、欲忘还忆。金气高明弓力劲,正不堪、回首南山北。谁弋雁,问消息。

  在宋代历史上,魏了翁或许是一个被忽略的存在,并不为世人熟知,其人在清朝雍正年间配享孔庙,一直被视为“理学名臣”。然其一生事业,岂是区区四字所能概括?权臣韩侂胄仓促北伐,众人噤声,魏了翁人微言轻,却敢当廷反对。30年后,蒙古铁骑侵犯南宋边境,宋理宗遍视群臣后,派遣魏了翁督视江淮京湖军马,御笔写下一首唐诗赐给他:“昨夜秋风入汉关,朔云边月满西山。更催飞将追骄虏,莫遣沙场匹马还。”魏了翁果然不负众望,是南宋末年少数有实力力挽狂澜的能臣。

  重阳糕最迟在南北朝时期便是重阳必食之物了。南北朝《荆楚岁时记》曰:“九月九日,四民井籍野饮宴。九月九日宴会,未知起于何代。佩茱萸,食饵,饮菊花酒,云令人长寿。”其中“食饵”即指吃重阳糕,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对“饵”的解释是“粉饼”,扬雄《方言》则称:“饵,或谓之糕。”汉魏六朝时期,糕是用米粉制作,饼则是用麦粉。可见“食饵”应是起源于南方。重阳“食饵”又被称为“蓬饵”,糕点里面添加了蓬草。《西京杂记》中言“食蓬饵以祓妖邪”,看来汉魏百姓认为重阳节吃重阳糕,可以祛除“妖邪”之物。

  宋人更是让“重阳糕”的饮食文化细腻生动起来,北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了重阳糕的做法:“(重阳)前一二日,各以粉面蒸糕遗送,上插剪彩小旗,掺饤果实,如石榴子、栗子黄、银杏、松子肉之类。又以粉作狮子蛮王之状,置于糕上,谓之狮蛮。”从中可以看到,重阳糕就是一种“粉面蒸糕”,但是上面装饰了彩色小旗,还掺杂了石榴籽、栗子、银杏等,还用面粉捏出狮子等吓人的形状——这估计是“食蓬饵以祓妖邪”的古风吧。此书甚至记载:“重九日天欲明时,以片糕搭小儿头上乳保祝祷云,百事皆高。”虽然荒诞不经,但也保留了宋代重阳民俗的有趣细节。

  至于重阳佩戴茱萸“辟邪”的来历,南朝吴均《续齐谐记》言之凿凿:“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。长房谓曰:‘九月九曰,汝家中当有灾。宜急去,令家人各作绛囊,盛茱萸,以系臂,登高饮菊花酒,此祸可除。’景如言,齐家登山。夕还,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。长房闻之曰:‘此可代也。’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,妇人带茱萸囊,盖始于此。”当然了,正如此书书名,这不过是一个小故事。

  这种源于远古的节日风俗,已经很难考证其起源了,私以为佩戴茱萸或许也是楚风,古代楚国称茱萸为“榝”,屈原《离骚》有云:“椒专佞以慢幍兮,榝又欲充夫佩帷。”可见,此物本属恶草(从名字里面的杀气重重便可得知),君子不应佩戴。后来或是“以毒攻毒”的老法子,茱萸摇身一变成为民间“辟邪”之物。一直到明朝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,依然声称“(茱萸)悬其子于屋,辟鬼魅”。

  或许是宋人更看重及时行乐,因而忽略了茱萸传说中的辟邪功能,以之入酒,虚应故事,更多则是把它与菊花一起观赏。苏东坡的“此会应须烂醉,仍把紫菊茱萸,细看重嗅”(《醉蓬莱·重九上君猷》),所写正是此情此景。当然了,这句宋词也是化用唐诗,杜甫那句“明年此会知谁健,醉把茱萸仔细看”(《九日蓝田崔氏庄》),实在是过于经典,东坡前面加了半句“此会应须烂醉”,方有几分宋人坦白不羁的味道,在后面又提笔写下“来岁今朝,为我西顾,酹羽觞江口”,明年的重阳节,不能与诸君重聚痛饮了,记得在江口为我倒上一杯酒啊!使后人读之,顿觉豪迈。这就是东坡胜过唐人之处吧。宋词里的重阳节,也因此在欢聚的深情之中,平添了几分豁达与从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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